水十条”正式出台 吹响水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冲锋号

水十条”正式出台 吹响水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冲锋号

2018-08-23

水环境保护、水生态安全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水污染防治是民生之期民心之盼,虽然长久以来我国的水污染防治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水环境质量差、水生态受损重、环境隐患多等问题仍十分突出,加强水环境保护和保障水生态安全刻不容缓。

2015年4月16日,国务院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十条”),提出从全面控制污染物排放、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着力节约保护水资源等十个方面开展水污染防治行动。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水污染防治工作的行动指南,标志着我国水污染治理进入新阶段。计划已制定,落实是关键。抓住水污染防治的“牛鼻子”,打好水环境改善“组合拳”,严格环境执法,严苛问责追责,才能让纸面上的硬措施、硬任务落地生根,真正突破水污染防治难题。

2015年5月上旬,《环境保护》杂志社以“水十条”为核心,组织了“‘水十条’:亮剑水污染防治”专题,邀请了环保部、工信部、地方环保厅和高校教授的专家和学者,共同就如何使“水十条”顺利的实施和水污染防治工作有序的开展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以下是本期聚焦的主要内容。

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吴舜泽:“水十条”闪现四大亮点

坚持底线思维,强化水质目标倒逼作用

明确的目标是行动的指南,改善环境质量是环境保护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加强政府公信力、提升执政能力的内在要求,是满足公众期待、缓解社会矛盾的必然选择,是倒逼经济转型升级、优化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是《水十条》的最终目标。《水十条》要求明确饮用水、地表水、地下水、近岸海域等各类水体水质保护目标,逐一排查不达标水体并制定限期达标方案,对水质不达标区域采取挂牌督办甚至区域限批措施,强化水环境质量目标管理,推进我国环境管理逐步由总量控制向环境质量目标管理转型,以环境质量是否改善作为判断各项工作成效的标准,统领各项工作有序开展。《水十条》特别提出整治城市黑臭水体的要求,使老百姓能切实感受到水质改善的成效。

坚持系统思维,多角度全方位统筹

一是在战略决策上自上而下统筹,前三条分别从环保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宏观层面、水质水量协调保护中观方面、控源减排的具体层面出发提出了对策措施。二是从山顶到海洋对各类水体的统筹,第八条专门对饮用水、地下水、以重点流域为核心的地表、近岸海域、城市水体、湿地等水体提出了差异化的措施和要求,推进所有水体的系统保护。三是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的统筹,尤其强调科技、市场等非工程措施的应用。四是点源与非点源防控统筹,对工业、城镇生活、农业、船舶交通等污染源的防控都提出了要求。五是行动主体的统筹,专门用两条落实政府、企业、公众责任,明确政府各相关部门分工,构建全民行动格局,形成水污染防治强大合力。

坚持改革创新,破除水污染防治的瓶颈因素

水污染防治任务艰巨,必须依靠深化改革,通过创新加以推进。《水十条》将改革创新贯穿始终,在238项具体治理措施中,有136 项是改进强化的措施(如提高污水处理标准等),有90 项是改革创新的措施(如对超标企业实施“红黄牌”管理等),还有12 项是研究探索性的措施(如研究建立国家环境监察专员制度等)。

坚持依法治水,健全水环境保护制度

《水十条》不仅提出工业、城镇生活、农业农村污染防治,饮用水安全保障、城市黑臭水体整治、节水等工作要求,还明确了70余项法规、政策、制度和机制等管理举措,包括控源减污方面的主要污染物排放等量或减量置换、区域限批、排污许可等制度,促进科技、市场发展的绿色信贷、推行第三方治理、提高污水处理收费标准等政策,落实地方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的考核机制等措施,为全面落实各项任务提供了有力保障。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健全完善水污染防治立法和标准是实施“水十条”的前提

自1984年我国首次颁布《水污染防治法》以来,该法已经进行了两次修订,国务院也颁布了《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海洋环境保护法》也规定了对陆源污染的防治,《水法》也做出了关于要“协调好生活、生产经营和生态环境用水”的规定。国务院还颁布了《黄河水量调度条例》、《南水北调水工程供用水管理条例》等法规。一些地方还颁布了地方性的防治水污染、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保护饮用水安全的法规和规章。这些立法,在我国的水污染防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也颁布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地下水质量标准》、《渔业水质标准》、《海水水质标准》、《农田灌溉水质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和50多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以及200多项监测方法标准和规范,初步建立起了水污染防治的法律和法规体系。然而,由于种种条件的制约,我国的水污染防治立法与实际需要还有相当差距,2008年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已经不能适应环境保护新常态下水污染防治的需要,与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的规定在许多方面已经出现矛盾和不一致;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虽然在《水污染防治法》中作为重要的管理制度规定,但至今也没有总量控制和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的具体法规;污水处理厂越来越多,在水污染物治理方面有着重要作用,但至今也没有一部关于污水处理厂管理的法规,使得许多污水处理厂的运行缺乏规范管理,偷排时常发生,污泥随意处置;在2008年修订《水污染防治法》时饮用水水源保护虽然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但至今尚未制定专门的行政法规加以管理;我国水资源非常匮乏,但国家至今也未颁布专门的节水和水资源循环利用的法律和行政法规;对于水污染责任保险、生态流量保障、水环境功能区的监督管理等需要专门立法的方面,都没有专门立法。这些立法的缺失给水污染防治的依法监管造成了困难,也使得法律的规定不能真正得到执行和遵守。

在水环境标准方面,我国虽然有了地表水、地下水、渔业水体、海水水质、生活饮用水、农田灌溉等水质标准,并制定了200多项水环境监测方法标准和规范,但是,我国的水环境保护并未形成完善的标准体系。其表现:一是有些水环境保护标准缺失,比如对于农田用水回水水质就缺乏标准,这导致了我国农业面源污染严重的情况;对一些行业排放的特别污染物缺乏排放限值规定,比如对制药行业,其排放标准仍然针对常规性的一般污染物,最多增加了一项急性毒性指标,而对抗生素、激素等医药行业特有的污染物仅有单位产量排水量限值规定,而无排放浓度和总量的规定。二是现有的排污标准过于宽松,导致排污虽然达标但污染依旧的状况。比如,我国城镇污水处理厂的排放标准,城镇污水处理厂出水排入GB3838 地表水Ⅲ类功能水域(划定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游泳区除外)、GB3097 海水Ⅱ类功能水域和湖、库等封闭或半封闭水域时,执行一级标准的B,COD排放限值为60 毫克/升,为地表水Ⅲ类功能水域水质标准COD限值的3倍,而这种排放限值没有考虑水体水量的大小,如果排入的水体水量很小,必然造成污染;非重点控制流域和非水源保护区的建制镇的污水处理厂,根据当地经济条件和水污染控制要求,采用一级强化处理工艺时,执行三级标准,COD排放限值为毫克/升,为地表水环境质量V类水体限值40毫克/升的3倍。也就是说,即使污水处理厂全部达标排放,排出去的水仍然是劣V类的臭水。北京市为了改善水环境,通过立法把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提高一个等级,仍然没有彻底改变水体黑臭的问题,说明我们的排污标准过于宽松。笔者在2001年曾经参观美国一个小城镇的污水处理厂,其出水水质达到河流水体的水质,出水口的水清澈见底,为了不妨碍水中生物生存,在出水口还专门添加药剂中和多余的氯,可见其标准之严。三是排放标准的制定,只考虑了排污单位的承受能力和排入的水体功能区,而没有考虑水体的环境容量,导致排污浓度达标,但总量超标,必然造成污染的状况。四是水质标准与排放标准缺乏协调,出现倒挂现象。比如《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甲苯和大肠菌群的限值分别是0.1毫克/升和500个/升,而《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在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对甲苯和大肠菌群的限值却分别是0.7毫克/升和10000个/升(Ⅲ类水体),水质标准竟然比排放标准要求宽松了许多倍。

为了使《水十条》真正落到实处,真正依法治水,首先要健全完善水污染防治和水生态保护立法体系。可以考虑将《水污染防治法》修订为《清洁水法》,并制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条例》、《地下水保护条例》、《水环境功能区管理条例》、《跨行政区水环境保护条例》、《节水和水资源循环利用条例》、《污水处理厂管理条例》等配套法规。其次应健全和完善水环境标准。在标准的规范对象方面,既要有常规污染物,也应当有不同行业的特别污染物的限值标准,特别是对医药行业、化工行业、农药行业、核电行业、生物工程行业的特别污染排放的标准,应当抓紧制定。对于污水排放标准,应当在考虑水体功能区、环境容量的基础上,以改善水环境为目标,制定浓度和总量排放标准,使排放标准与水质量标准相协调。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应当充分利用《立法法》和环保法所赋予的立法权,制定法律的实施办法,实行比国家更严格的排放标准。

环保部环境规划院战略规划部副主任秦昌波:改善水环境质量,关键在行动,重点在落实,突破在机制

改善水环境质量,关键在行动,重点在落实,突破在机制。《水十条》亮出了向水污染宣战的“利剑”。它是我国水环境保护的一座重要里程碑,也将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一项重要行动。为此,我国政府应进一步重点加强以下保障措施。

改革环保管理体制机制,推动政府水污染防治责任落实

一是以生态环保职能优化整合和事权合理划分为突破口,重构水环境监测监管体系。《水十条》提出完善水环境监测网络,统一规划设置监测断面(点位),整合分散在不同部门的水污染防治职能,有序整合不同领域、部门、层次的监管力量,对所有水污染物、水污染源和水环境介质实施统一监管。按照国家考核、国家监测的原则,上收水环境质量监测事权,将水环境质量监测网建设、运行、维护全部上收到中央本级,加大地表水、地下水、海洋、生态等环境监测资源统筹共享力度,实现水环境监测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统一标准、统一信息发布。《水十条》还明确提出流域上下游各级政府、各部门之间要加强协调配合、定期会商,实施联合监测、联合执法、应急联动、信息共享,并要求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要于2015年年底前建立水污染防治联动协作机制。二是实施地方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实施体现生态环保要求的政绩考核体系,每年分流域、分区域、分海域对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进行考核,考核结果向社会公布,并作为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三是加强部门协调联动,开创“九龙”合力、系统治理的新气象。对行业主管部门实施抓行业管理和抓行业环保“一岗双责”,加快建立健全区域流域协作机制,加强水资源消费量控制与污染物排放控制的协调联动。在《水十条》研究编制过程中,各部门积极配合,形成了很多好想法、好思想、好点子,有些落实到《水十条》文字中,有些已经落实到各自部门工作部署中,有些协同推进已经见到实效。地方也要借鉴国家经验,特别要注意把握统筹水环境、水资源和水生态的系统思维,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推行“一岗双责”,以任务的形式明确各相关管理部门的责任,强化行业管理的任务要求和联动增效。《水十条》还明确提出建立全国水污染防治工作协作机制,定期研究解决重大问题;相关部门应积极参与交流进展、解决问题,真正实现联动协作。

加强环境法治,依法落实企事业单位水污染防治主体责任

一是明确企事业单位节水减污、风险防范达标排放、自主监测、信息公开等法律义务,加大环境违法行政处罚与民事赔偿力度,强化企事业单位环境刑事责任追究,明确企事业单位的水环境修复责任,推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二是《水十条》创新性地提出了排污企业“红黄牌”制度,秉承新《环保法》中对污染企业严格处罚的思路,将违法排污企业公之于众,通过“贴牌”,确保持久曝光,形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强烈震慑,对违法排污企业“齐抓共管”。三是构建环境保护信用约束机制。开展企业环境自行监测,自觉公布重点排污单位环境信息,推行企事业单位环境行为颜色评价,形成直观有效管控体系。加强环境信用体系建设,构建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机制,结合公布的“黄牌”和“红牌”企业名单,加强与信贷、环保资金优先支持以及相关的政策联动,推动企事业单位环保自律机制形成。

强化信息公开和社会监督,让社会大众成为水污染防治的监督者和行动参与者

一是政府完善参与平台,构建环境信息沟通与协商平台,充分听取公众、NGO对重大决策和建设项目的意见,告知社会公众治理河流名称、采取的措施、治理进展和责任部门(人)、达标进程,引导公众参与和公众监督,让社会公众在参与《水十条》过程中加强对环境治理的认同感和获得感。二是以绿色消费革命推动消费端和需求侧的转变,强化公众责任,引导公众践行绿色生活方式;让公众参与环境质量改善进程,优化社会治理方式,比如参与水环境质量改善和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清单的选择。三是加强信息公开的力度,《水十条》提出公布“水环境质量及达标情况、重点排污单位环境信息、‘黄牌’和‘红牌’企业名单、黑臭水体治理进展、饮水安全状况、地下水污染场地清单、环境违法典型案件”等方面要求,要严格按照《水十条》的时间和频次要求进行信息公开,以信息公开推动监督,以监督保障落实;国家每年分流域公布各省(区、市)和地级及以上城市水环境质量状况。四是重点突破社会监督制度,健全举报制度,通过有序推进有奖举报等方式,鼓励公众对污染现象“随手拍”、“随手传”、“随手报”,加强对政府、企业的监督。五是提升环境舆情引导能力,合理引导公众环境预期。

加快制定和实施配套经济政策,促进水污染全成本内部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诸多国际经验也表明,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能够有效地推动水污染防治进程。因此,充分运用市场经济政策是落实《水十条》各项任务的重要保障。这主要包括进一步调整价格政策,完善水价、排污收费征收标准和范围,刺激节约用水和污染防治;创建环境资源市场,实施跨界水环境补偿,建立跨界水环境补偿机制,开展补偿试点;以环境资源有偿使用为基础深化排污权交易试点;大力健全节水环保“领跑者”制度、财税政策、绿色金融等激励政策,较多地采用政府采购环保服务制度、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第三方治理等产业形态创新,政府和市场两手发力,搞活环保市场。我国各地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的水环境问题千差万别,各地可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选择适合本地区的重大政策先行先试,早出台、早实施、早受益。北京市已经将排污费调整到原征收标准的14至15倍,实现污染成本内部化,并且收入全部用于环境保护。海南等地开展了“银政投”绿色信贷计划试点,目标总规模20亿元,目前已经前期投入10亿元。对下游为饮用水水源功能、水质有改善需求且有污染纠纷的跨省界水体,可考虑开展跨省界补偿试点。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智库工业节能与环保研究所副所长李博洋:认真落实“水十条”,全方位推进工业绿色转型发展

“水十条”对工业绿色发展提出了全面、具体的任务。主要包括: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低水耗、低污染产业;优化空间布局,推动重污染企业退出;深入推进清洁生产,加强重点行业技术改造;推行产品生态设计,提供绿色环保的化肥、农药等产品;强化工业节水,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发展环保装备制造业,为水污染防治提供技术和装备支撑等。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通过控制存量、优化增量的方式,不断推动工业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一是持续推动落后产能的淘汰。这是推进工业节能减排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取得了较大成效。截至2014年底,我国已经提前完成了“十二五”淘汰落后产能的任务,但由于节能减排水平的不断提升,按照原有方式淘汰落后产能的空间逐步减小,要求必须不断进行创新,探索利用环保标准持续、动态淘汰落后产能的新机制。二是严控高水耗、高污染行业发展。对投资项目开展用水效率评估和环境影响评价,提高项目的环保准入门槛,新上项目的水利用效率、环保指标应达到国内同行业、同规模领先水平。三是大力发展低水耗、低污染行业。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实施“中国制造2025”,坚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强化基础、绿色发展,要结合水污染防治战略任务,重点培育和发展低水耗、低污染的新兴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

优化空间布局

强化工业发展的规划布局,推进工业集聚发展、集约发展和合理布局。一是不断优化空间布局。按照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一带一路”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建设有关要求,根据水资源和环境承载力,对工业发展进行总体设计或布局优化,推进土地资源集约节约利用。二是发展绿色工业园区。工业园区和集聚区是工业发展重要载体,其产值约占工业的一半。要推进工业园区绿色改造,壮大区内绿色企业,发展园区绿色产业,打造园区绿色基础设施,培育和发展一批有特色的绿色工业园区。三是推动重污染企业退出。要严格按照“水十条”有关要求,推动城市建成区内现有钢铁、有色金属、造纸、印染、原料药制造、化工等污染较重的企业应有序搬迁改造或依法关闭。

深入推进清洁生产

围绕“水十条”提出的造纸、焦化、氮肥、有色金属、印染、农副食品加工、原料药制造、制革、农药、电镀十大重点行业,全面落实清洁生产要求,按照生命周期理念,深化全过程清洁生产。一是加强园区、企业、项目等各层次、各类别清洁生产审核,鼓励开展自愿性清洁生产审核,并对实施效果进行评估。二是围绕重点行业加大清洁生产技术改造力度,制定清洁生产技术改造实施方案,鼓励企业采用先进适用的技术、工艺和装备,全面提升清洁生产技术水平。三是推进工业园区、工业集聚区和企业污染物科学治理,探索环境污染治理市场化模式,最大限度减少污染物排放。四是围绕容易造成水环境污染的高风险产品和污染物,如汞、铅和高毒农药等,实施削减计划。

推行产品生态设计

通过推行产品生态设计,提供绿色环保的无毒无害或低毒低害原料和产品,引导绿色生产和消费。一是围绕造纸、氮肥、有色金属、印染、制革、农药、电镀等水污染重点行业开展产品生态设计试点示范,探索不同行业推行生态设计的路径与措施,带动全行业绿色发展。二是围绕水污染防治的重点产品,制定生态设计评价标准和办法,更好利用市场机制推广绿色产品,引导绿色消费。三是围绕水污染防治的重点污染物,开展有毒有害原料和产品的替代,制定发布国家鼓励的有毒有害原料(产品)替代目录,推广无毒无害或低毒低害原料和产品。

强化工业节水

推进工业节水是工业绿色发展的迫切需求,也是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的必然要求。一是围绕钢铁、造纸、印染、皮革、石化等10个高水耗、高污染行业,加快淘汰一批高耗水装备和技术,并开展节水设备改造工程,大力推广节水产品以及装备的应用,推进污水与生产废水的循环利用,推广干法除尘技术、产业污水处理与回用技术、矿井废水资源化回用等节水工程,提高产业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二是提高产业水资源的再生利用率,积极推进工业废水的循环利用,开展废水处理与回用成套设备的研发和产业化试点项目,推进工业废水处理及循环利用市场机制。三是要健全工业节水约束性指标,不断完善高用水行业、企事业单位的用水限额指标、用水先进指标以及取水定额指标等,强化重点用水企事业单位的监管力度。四是完善节水型企事业单位的评价标准,开展节水型企业评价示范项目建设,树立一批节水用水典范,建设一批节水型的工业园区,夯实企事业单位节水管理基础。

发展环保装备制造业

加快发展环保装备制造业,对拉动投资和消费、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水污染防治战略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是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做大做强水污染治理的龙头企业,大力培育专业化中小企业,促进产业集聚发展。二是积极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完善环保装备标准体系,加快建立环保装备质量检测体系。三是推进水污染防治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发展,要通过健全创新平台、实施示范推广工程、强化供需对接,增强研发能力、推进产业化和引导产业发展。四是推动环保装备开展产品认证,建立环保装备数据库等信息服务平台,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健全和优化环保装备发展环境,满足政府、科研机构、企业等的信息和服务需求。五是在充分利用财政资金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投资机制,建立多渠道投入支持机制,进一步拓宽投融资渠道。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公共财政与投资研究部副主任逯元堂:发挥市场机制,促进“水十条”顺利实施

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理顺价格税费

加快水价改革、完善收费政策、健全税收政策,是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完善水污染防治领域市场调节机制的基本手段。建立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修复费用的价格与税费政策,有利于节约利用资源、减少污染排放、保护生态环境,对筹集污染治理资金、激励绿色消费行为、推动环保产业发展等发挥重要作用。

破解社会资本融资瓶颈,促进多元融资

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是提高国家环境治理能力的重要基石,是加大政府环保投入的关键举措。中央政府在环境保护宏观调控与统一环境保护规划和管理、国家本级环境保护能力建设、维护国家环境安全、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薄弱领域与环节环境保护引导等方面应承担全部或共担事权。为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增加政府环保资金投入,提升政府投资绩效水平,应明确中央和地方环境保护事权与支出责任,构建国家调控、地方负责的中央与地方环境保护事权格局,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中央财政要加大对属于中央事权的水环境保护项目支持力度,对于跨区域且对其他地区影响较大的水环境保护项目,中央通过转移支付承担一部分地方事权支出责任。属于区域性环境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污水处理、污泥处理处置、河道整治、饮用水水源保护、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水生态修复、应急清污等项目,应由地方政府重点予以支持。对中央本级环境监管能力建设与运行由中央予以保障,地方环境监管能力建设及运行费用分级予以必要保障,中央财政予以适当补助。

强化正向引导和反向约束作用,建立激励机制

我国现有的环境保护制度,重视要求企业将污染物排放水平控制在规定限值以下,缺乏促使企业进一步削减排污量的政策机制,不利于激励企业研发和应用先进技术,进一步减少污染排放,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高端环保产业供给,制约污染排放标准提升,难以形成环保投资新需求。为创造水污染防治更大减排空间,亟需着手建立激励机制,健全节水环保“领跑者制度”,鼓励节能减排先进企业、工业集聚区用水效率、排污强度等达到更高标准,树立行业标杆,支持开展清洁生产、节约用水和污染治理等示范,确保进一步减排者获得合理收益。为促进企业积极、主动、大胆地实践“领跑者制度”,引导重要和薄弱领域推行制度创新,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综合利用财政、价格、土地等多种政策手段,对相关企业给予支持鼓励。

构建开放的市场体系,推动环保产业发展

借鉴国内外经验,采用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政府采购环保服务、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方式,构建开放的市场体系,是推动环保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第三方治理指环境管理行政主体允许、鼓励甚至强制企业以签订环境服务合同方式履行污染防治及环境保护的义务,实现企业遵守环境法、环境服务市场发展及环境管理效率提高的多重目标。政府采购环境服务强调环境服务市场主体以合同环境服务的方式面向政府部门提供环境综合服务,以取得可量化的环境效果为基础收取服务费,可以为民营企业释放更多空间和机会,调动社会资本投入水污染防治的积极性,从而达到减轻财政负担、提高环保投资效率的多重目的。此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环保项目管理方式、提高环保投资效率,是构建开放的市场体系、引导社会资本环保投入的重要模式。

辽宁省环保厅厅长朱京海:有诺必践,落实“水十条”目标任务

以改善流域水环境质量为核心, 强化重点治理

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抓“两头”带中间。针对社会公众诉求和全省水污染防治工作阶段性特点,以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为出发点,加大综合治理力度,进一步提升“大伙房”等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水平,消除全流域劣Ⅴ类和城镇小河小沟黑臭水体,在“好水”、“差水”两头上体现治污成效,并全面带动其他水体水质改善进程。首先,持续开展放心水源工程,加强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开展水源规范化建设,实施勘界立标工程,拆除保护区违法设施,消除安全隐患。优先解决水源地超标问题,制定并落实超标水源达标治理方案。其次,坚持保护优先和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开展良好湖库生态安全评估,制订并实施全省湖库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形成“以防为主、慎重开发、绿色流域建设”的湖库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再次,采取控源截污、垃圾清理、清淤疏浚、生态修复等措施,加大黑臭水体治理力度,排查并每半年向社会公布城市黑臭水体清单及治理时限,制定实施“一河一策”深度治理方案。最后,坚持陆海统筹、河海兼顾,以陆源污染控制、入海河流管控、海洋生态红线严守、污染源风险防范、岸线生态修复和应急能力建设为重点任务,构建“陆-河-岸-滩-海”立体化的防控体系。

实施环境优化发展战略,强化源头治理

以钢铁、化工、制药、纺织印染等行业为重点,突出重点河段、地级以上城市、工业园区等,从解决排污量远超环境容量这一问题出发,在控制排放、优化发展、节水减污三个环节实施源头严控,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增强产业竞争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第一,全面排查装备水平低、环保设施差的小型工业企业。严格执行各项环境保护标准及排污许可等相关环境保护制度,不断提高工业污染物达标排放率。强化工业聚集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第二,完善城镇污水收集处理系统。加快雨污分流改造,封堵污水直排口,消除污水直排现象,提高污水处理率和排放标准,实现稳定化、无害化和资源化的污泥处理处置。第三,推进农业源污染防治。综合防治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污染,继续推动农村连片整治。

协同推进水污染防治、水资源管理和水生态保护,强化系统治理

尊重客观规律,用系统思维统筹开发利用、治理配置、节约保护等多个环节,坚持节水即治污,强化节水和再生水利用,节水减污与增流增容并重,合理安排生产、生活、生态用水,将水资源合理开发、生态流量保障作为维护生态空间、促进生态恢复的重要手段,构建水质、水量、水生态统筹兼顾、多措并举、协调推进的格局。通过提高用水效率,严控地下水超采,科学确定生态流量,加强水生态保护等工作,形成从地表到地下、从山顶到海洋的全要素、全过程和全方位的生态系统一体化管理。

用好管理手段,强化环境监管

利用环评手段严格环境准入措施,优化结构调整,从源头上防止生产力布局、资源配置不合理造成的环境问题;积极保护生态空间,完成全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加强清洁生产审核,促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推进工业水循环利用,促进再生水利用方案;因地制宜发展环保产业,推进沈阳、大连环保服务业聚集区,建设一批“东北最大、全国领先”的龙头企业,带动辽宁省乃至东北地区的环保服务业快速发展。依据新《环境保护法》,完善水污染防治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开展水污染源专项执法,严惩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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